冯白驹的政治生涯（建国后）

1、从放权到集权的央地关系

红军抵达陕北后，我党调整战略，摒弃集权化模式，转而倡导地方自主开展斗争，以确保各地方根据地的稳固与持续发展。

1937年6月，张闻天强调，若外调干部在政治素质与工作能力上并未明显优于地方干部，则不宜随意委派其担任指导职务。

1938年五月，毛泽东明确指出，尽管在游击根据地的军事指挥体系中，通常的指导方针由上级机关确立，但在面对具体问题时，下级机关享有独立决策的自主权。

直至解放战争初期，我党依旧秉持着相近的策略方针。

然而，随着解放战争峰回路转，世间万物亦随之焕然一新。

在毛泽东看来，倡导地方或下级的自主性，实则不过是在战争时期，为应对激烈斗争环境所采取的一种临时策略。

随着战事胜券在握，根据地稳固无忧，对地方自治的需求亦逐渐降低。

此刻，地方自治的权力需暂时让步，以服从中央集权的安排。

至1947年年末，毛泽东已断定胜利在望。为迎接这一辉煌时刻，正规化的步伐势在必行。

“未来，中央的权力应当适度扩张，而地方的权力则需相应收缩。过去，诸多事务往往既未事先请示，也未事后通报，这种做法实不可取。随着分散的游击时代即将落幕，一个崭新的统一与正规化时代已然拉开序幕。”

2、例外的海南岛

海南岛独树一帜。

中央政府、广东地区与海南岛，正演绎着一场激烈的三方角逐。

冯白驹，身为海南本土势力的领袖，他一方面倚重中央势力抵御着来自广东的上级压力，另一方面亦需承受来自中央的种种压力。

1934年，海南岛的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不幸与广东省党委的联系中断。

1937年上半年，刚刚成立的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与琼崖特委恢复了往昔的联系。

1938年6月，广东省委委派李明同志担任琼崖特委的组织部长一职。随后在8月，李明同志再度获任，成为特委的书记，同时，原任书记、本地干部冯白驹同志则被调整为常委。

广东省委与海南省委之间维持着明确的上下级领导体系。据此，广东省委对海南省进行人事调整，此举完全符合规定与逻辑。

然而，广东对海南的人事调整并未获得中央层面的充分认可。更进一层，中央甚至试图绕过广东这一层级，直接介入并指导海南的游击战事。

1940年，毛泽东在会见前来参加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李明之际，向他提议由冯白驹担任琼崖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

周总理亦曾强调，冯白驹同志堪称琼崖人民的鲜明旗帜。党中央的决议则是希望他出任琼崖特委书记，并兼任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政治委员，以实现对琼崖革命斗争的统一领导。

继而，在1940年九月，琼崖特委实施了改组，冯白驹再度接替了由广东派遣的李明，重新执掌了书记之职。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央政府着手筹划对海南岛的行政管辖体系进行新一轮的调整。

1945年6月，党中央正式向广东区党委通报，琼崖地区将不被纳入广东区党委的管理范围。

1946年10月，中央作出明确指示，今后琼特委的领导隶属关系直接向中央汇报，并需保持定期沟通。一旦与港台地区建立联系，亦应将相关信息通报给港方工委。

1947年五月，琼崖特委遵照中央的指示，成功晋升为高级别机构。琼崖区委设东、西、南、北四个区地委。

琼崖区党委与省委同级。

1947年5月，香港分局成立。

自此阶段起，琼崖区党委正式接受中央及香港分局的双重指导，其中以中央的领导为核心。

在1946至1947年间，每当海南与广东之间出现显著分歧之际，中央政府通常会偏向支持琼崖地区的立场。

北撤与南撤之争，例证典型。

3、北撤、南撤之争

依据《双十协定》的规定，广东地区的游击部队需执行撤离的指令。

1946年二月与五月间，广东区党委分两次派遣人员前往海南，旨在传达关于琼崖纵队北撤至山东的命令。

一方面，鉴于国民政府拒不认可琼崖游击队的合法身份，尽管东江纵队于6月份成功实现了向北撤退，但琼崖地区的撤退行动却迟迟未能启动。

另一方面，北撤的消息在琼崖党内迅速传开，引发了广泛的困惑与动荡。不少同志不愿远离故土，背井离乡。

1946年7月3日，方方向中央提交报告，强调海南及南路等地区的武装力量需迅速开展撤退与复员工作。

方方对形势判断失误。

1946年7月18日，南京局向广东区党委发出警示，在充分掌握更多详尽信息之前，请暂缓发布工作上的指导性意见。

1946年9月24日，南京局向中央汇报称，经充分商议，我们一致认为琼崖党应坚定思想，明确唯有坚持在琼崖进行艰苦斗争，坚决摒弃寻求和平隐秘及大量撤离琼崖的幻想。

南京局赞许冯白驹。

冯白驹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在危急关头坚决抵制动摇情绪，因此在群众和干部中赢得了极高的威望。

1946年9月26日，延安方面发回电报，批准了南京局所提之意见。

冯白驹赢得第一轮。

第二回合迅速到来。

1946年十月，广东方面再次派遣人员赴海南传达指示：鉴于东江纵队撤离后，粤琼地区局势愈发严峻，琼崖地区应同时坚持战斗，并有序撤退干部，疏散人员，特别是要将众多干部撤离至海外。

广东要求海南干部撤至东南亚。

面对此情此景，冯白驹态度坚决，径直对交通员表明了他的拒绝立场。我对这一指令的执行，态度坚决，无论党今后如何处置，我都将毫无怨言。

1946年10月26日，冯白驹向中央发送电报，就南撤的指示表达了不同意见：若中央判断粤琼地区的未来将愈发陷入黑暗，为保护干部安全，我们自当遵从大量撤退的命令。然而，若中央坚信自卫战争的胜利取决于琼崖地区的坚守，那么我们怀揣坚定的信念与策略，誓将继续战斗，绝不让敌人得逞。

自然而然地，中央对勇于斗争的冯白驹给予了高度赞赏。

1946年10月30日，中央来电对冯白驹作出回应：你们的观点极为正确。尔等应致力于全面占领海南岛，未来再行向南路推进。

1946年11月6日，中央对广东区党委作出了批评。

· 派遣人员赴海南岛传达复员政策，此举在当地引发了广泛的不满情绪。

· 广东省党委理应避免采纳消极的复员方针，以免助长敌方气焰，损及我方声威。

冯白驹再胜一轮。

4、冯白驹的巅峰

相较之下，广东党委曾一度采取消极避战的策略，而冯白驹坚定不移的斗争精神给中央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这一成就，为他赢得了直至海南岛解放后的崇高声誉。

1948年11月，冯白驹致信中央，恳请设立军区。

香港分局持不同意见：若无其他正当理由，似乎无需设立。

中央毫不犹豫，即刻予以批准：允许军区与军分区得以设立，并实现军区与纵队机构的合并，同时琼纵的番号亦需继续保留。

1949年初，周恩来对冯白驹的期望主要集中于对其理论水平的关注，他深感冯白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尚有欠缺，因而建议冯白驹广泛涉猎马列主义经典以及毛泽东主席的重要著作。

周恩来不仅高度评价了海南的斗争精神，更明确指出冯白驹具备独立担当重任的能力，中央对其充分信任。

1949年9月，朱德总司令对冯白驹亦赞誉有加。在接见琼崖地区的干部马白山时，总司令强调道：“在远离党中央的艰苦环境下，你们能够保持如此出色的斗争状态，这离不开坚强有力的领导。冯白驹同志无疑是一位极具坚强意志的领导人。”

194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复了新设立的华南分局的委员阵容，冯白驹名列其中，成为22位委员之一。

1949年10月14日，广州宣告解放。紧接着，10月19日，冯的名字便赫然出现在了公开发布的名单之中。广东省府委员名单。

冯白驹在琼崖党内独树一帜，成为华南分局和广东省政府委员名单中唯一的入选者。

冯白驹当之无愧受中央厚爱。

1950年3月5日，海南战役启动。

冯白驹于1949年12月17日的报告中，早已明确作出了表态：不论敌军从何处登陆，我方均将根据既定作战计划，全力予以配合。

毛泽东对冯白驹的武装力量抱以厚望：相较于金门岛，海南岛的情形存在两大差异——一方面得益于冯白驹的紧密协作，另一方面则是敌军战斗力相对较弱。

冯白驹本人或许未曾察觉，他已悄然养成了越级直接向中央汇报的习惯。此种做法在战时或许可行，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却引发了诸多不便。

对于任何政权而言，规则与制度构成了其基石。

5、冯白驹面临的问题

自解放以来，海南岛已不再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亦丧失了与中央进行日常直接沟通的权限。

然而，即便在与上级意见相左的情况下，冯白驹依旧沿袭旧例，采取越级上报问题的做法。然而，随着战事的落幕，海南地区这种越级上报的方式，已逐渐不再得到中央的支持。

上级担忧冯白驹的权威。

冯白驹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便是那极具敏感性的军队编制问题。

下辖三个总队，每个总队下设三个团。此外，还增设了一个独立团，总计共有十个团。

1950年7月，华南军区下达指令，将琼崖纵队改编为海南军区，并决定撤销总队编制，将原有的十个团整编为六个团。

冯白驹不同意。

冯白驹欲将总队改编为师部。

华南军区不同意。

冯白驹派人与中南军区交涉。

中南军区下达指令，要求琼崖纵队副司令员吴克之莅临，就部队编制事宜进行面对面商讨。

冯白驹过于自信，即便彼时讨论尚未结束，他已然坚信上级必将采纳其见解，遂自行对部队进行改编，正式组建了两个新师。

经验主义害人。！

果不其然，中南军区并未予以批准，因而海南军区得以直接领导该团，并明确指出不得提及师级编制。

冯白驹不愿就此轻率地放弃己见。在部队编制问题上，他坚定地秉持己见，为此历经一年多的法律诉讼。

冯白驹在海南所拥有的崇高地位，却招致了华南分局领导层的不悦。

1951年7月，海南干部在广州获悉，华南分局的领导指出，冯白驹同志在海南展现出了一种“小皇帝”的心态。

嘿嘿，悬了。

冯白驹面临的第二个难题，便是与华南分局的分离之困。

冯白驹因对华南分局的领导层不满，萌生了让海南从广东独立，转而归属中南地区直接管辖的愿望。

冯白驹有意以海南政协的名义，向中央政协提出此问题。

中央政协，即1951年10月23日至11月1日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盛大会议。

冯白驹在海南政协会议上提出将海南直属中南的建议时，海南区党委副书记何浚对此提出异议，主张该问题属于党内范畴，不宜在政协会议上提出讨论。

冯白驹坚持提出意见。

华南分局的方方闻听此事，也纷纷表示无需再提及，即便提及也无法解决。

冯白驹怎会听方方？

1951年10月，冯白驹与叶剑英一同赴京，出席全国政协的盛会。

中央方面亦果断阻止了冯白驹在政协会议中提及此事的念头，强调这是党内事务，不宜在党外场合予以讨论。

提案转交中组部。

鉴于不提出问题难以带回汇报，组织部长安子文遂将问题提交至中央进行讨论。

周恩来决断，不认可。

鉴于对海南地区的安抚需要，1951年11月23日，经林彪、邓子恢的提议，中央政府决定，将冯白驹与武汉市市长吴德峰、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及中南检察分署检察长卜盛光一同增补为中南局委员。

吴德峰与卜盛光所隶属的机构均直接隶属于中南局领导，而冯白驹所负责的海南区党委则是独树一帜，不受此规定限制。

冯白驹的提案令毛泽东震惊。

若分局存在错误，我将负责纠正，然而此事并未向我汇报过。

事后，冯白驹坦诚地向叶剑英道歉，坦言所提方案违背了组织原则。尽管如此，他仍对华南分局在海南工作方面的忽视表示了不满。

6、风波之后

1951年11月，叶剑英莅临海南，对橡胶种植进行了实地考察。在此过程中，他特别叮嘱冯白驹，务必注重发扬民主作风。

1951年12月15日，叶剑英于华南分局常委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冯白驹同志在海南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然而，基层群众中亦存在不少对他的看法。他在海南耕耘二十余载，自然积累了深厚的威信。然而，其主要问题在于作风问题，亟需摒弃那种不民主、家长制的领导方式。在海南，一切事务均需得到他的首肯方能施行。我前往海南时，已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公开讨论，并揭示了其中的症结所在。

1951年12月25日，在华南分局常委会议上，叶剑英同志着重指出，确保海南的稳定对国家国防安全至关重要。他提出，海南应归属于中央管辖，本人亦持此观点。虽然期望减少中央的干预，但亦需深思一问题：若国家遭遇不测，主要战事若在华北、东北展开，华南则作为后方基地，必须坚守阵地，确保不失。如此一来，中央便可放心无忧。

1952年四月，叶剑英通过在海南军区任职的大军干部、海南区党委第一副书记陈德，向冯白驹传达了对于悬挂画像与排斥异己问题的关切与不满。

陈德，一位外来干部，正是叶剑英元帅委派给冯白驹的副手。原任二把手、海南本地人何浚，则被调整担任第二副书记之职。

所谓排外现象，普遍而言，南下的干部群体对海南的生活环境并不感到满足。

所谓“挂像问题”，实则是指将冯白驹的画像与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德等伟人的画像一同悬挂于区党委礼堂之中。

冯白驹对此解释称，这一做法源于往日的习俗。过去，在山林中悬挂画像，如今依然沿袭此风。此外，早年还有相关规定，允许地方领袖的画像悬挂于其旁。

1952年4月19日，冯白驹向叶剑英发出电报，就相关两项批评进行了详尽的说明。

针对挂像一事，冯白驹坦率接受，并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针对外界的排外质疑，冯白驹明确表示其并未存在此类问题，并恳请分局派遣人员予以核查。

1952年4月24日，叶剑英复电冯白驹，再次强调了团结协作之重要。

宋太祖释兵权，传为佳话。